北京有17万名拾荒者 每年所捡垃圾重400万吨
有数据显示,北京市居民和单位生活垃圾产生量日均达到1.84万吨,垃圾增量目前仍按照每年8%左右速度持续上升。在垃圾产生量增加的同时,北京市的垃圾处理能力却严重不足。目前北京市垃圾处理厂设计的日处理能力仅为1.04万吨,实际日处理量为1.74万吨,垃圾场超负荷运行现象严重。
按照这个速度,再过4年,北京的垃圾填埋场就会被填满,将深陷垃圾围城。
而北京目前约有17万多拾荒者靠废品回收维持生计。有学者估算,北京的拾荒者一年所拾捡的废品、垃圾有近400万吨,其重量相当于40艘10万吨级的航母,体积相当于两个景山。
这些拾荒者帮助北京实现了废品、垃圾的分拣与再利用,也减少了最终的垃圾处理量。
如果没有拾荒者这个群体,全部填埋这些垃圾需要消耗17.86亩土地,而且要产生7万多立方米的垃圾渗透液。如果不善加处理,进入水体,则会污染水质和填埋场附近的土地。
虽然拾荒者对废品回收循环利用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在很多城市管理者眼中,他们往往是城市贫困化的标志,是不受待见的。
满是尘土的村路上,遍布坑洼,不时有汽车经过,扬尘就像浓雾。被尘土淹没的李连胜吃力地推着装满废旧物品的三轮车,走进拐角处一个破旧砖房院落。
这是李连胜的家。“这一车大概能卖几十块钱吧,现在竞争太激烈,不好做了。”如果哪天他没有拉回这一车,他和老伴可能就要饿肚子了。
这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村庄。这里住满了像李连胜这样回收废旧物品的拾荒者,他们的房子只有一米多高,屋外却堆满了两米来高的塑料瓶或其他废品。
拾荒者们住在每间仅十多平米的砖房里,阴暗潮湿,霉味扑鼻,屋里没有暖气,冬天要靠蜂窝煤取暖。门前,院里,废旧空调、暖气片、纸板、床垫,随处可见。扭曲的钢筋和塑料桶叠加捆在一起,人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这里是被称作“废城”的东小口村,位于北京昌平区东小口镇,曾经是北京最大的废品回收集散地。在560亩土地上盘踞了千余废品回收站,一度承载了北京1/4的废品集中回收量,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涌入,超过3万人在此谋生。
从两年前开始,东小口村开始拆迁。如今东小口的“半壁”废品回收市场已经拆迁完毕,意味着这个巨大的“废品城”行将消失。然而,还是不断有新的拾荒者从别处搬迁至此,他们和留守下来的废品回收业者一道,趁着这里还没完全被拆除,暂且继续营生。
这些城市的拾荒者,就像游击队,居住地拆了搬,搬了拆,居无定所,更谈不上生活保障。一旦居住地被拆迁,拾荒者只能往城市更边缘的地方走,寻找又一个“废城”。
“暂时有个落脚的地儿就行”
来自河南省固始县的李连胜一家,经家里亲戚介绍来北京有8年多了,起初是在朝阳区那边,前不久因为租住的地方要拆迁,经过同乡打听,才搬来东小口。“条件都差不多吧,听说很快也要拆迁了。暂时有个落脚的地儿就行了,混口饭吃嘛,没那么多讲(究)。”
据记者了解,东小口村70%以上的拾荒者都来自河南省固始县。这些人在亲属、同乡介绍下,加入拾荒行列,并不断介绍新人加入这个圈子。
就在前不久,李连胜所住大院旁边的一个院子拆迁了,里面住的有80户人家,他们和李连胜也都熟悉,“都是老乡,基本天天见。”
然而,这80户人家的搬离,并没有给李连胜带来多大的触动。“拆迁嘛,见得多了。他们有的搬到其他地方去了,有的搬到我这个院子里来了,也有的干脆直接回老家了。”
没有眼泪,甚至都没有告别,只是安静地搬离。类似这样的场景,李连胜见得多了,因为他也曾是被迫搬离的一员。
在李连胜眼里,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这群人本来就不属于这里。这里拆了,那就到还没拆的地方去,总有一个地方可以待着,而待着,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李连胜说这些时,语气平静得出奇,也许,他已经从那些搬离的人身上,看到了以前自己的影子,或许,也看到了将来某个节点自己的样子。
“等以后这里拆迁了,就回老家。落叶归根嘛,毕竟那里才是家。”
他一边说着,一边倒腾他三轮车上的废旧空调,这些是他今天一天的“战利品”。李连胜要对收的废旧空调做个简单的处理,看看外观有无损坏,还有关键零部件的拆解,这些都直接关系着这些废旧空调能卖多少钱。
等处理完,他就会把“战利品”拉到镇西边的废品回收站,把它们卖给更大的老板——同乡徐广柱。
被驱赶的生活
虽然从低级的拾荒者,变成大型回收站的老板,或是进入再生产业链的更高级别不多,但是从沿街捡垃圾开始,慢慢买了自己的三轮车走街串巷收废品,进而开起自己的小回收站的人并不在少数。
同样来自固始的徐广柱,已经在东小口待了8年多了。
徐广柱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加入了这一行,当时不到20岁的徐广柱怀揣着300块钱,跟随老乡一起来到北京城“从垃圾里拣宝贝”。20多年过去,当年拎着塑料袋四处拾垃圾的小伙,已变成老练的“坐摊”老板。
“干这一行,除了苦些、累些,更主要的是没人尊重”,回想起二十多年来的经历,徐广柱的眼神仿佛一下跌进往事中。他告诉记者,“我们这些人没有没挨过打的,也没有不被强制收容的。”
甚至于,他们因为顾忌到自己身上太脏,连公交车都不敢坐。
事实上,东小口并不是徐广柱最初的创业地。早在1995年前后,北京最大的废品回收市场还在北四环中路卧虎桥。那时刚刚通过蹬三轮车收废品挣到一些钱的徐广柱也在卧虎桥落了户安了家。
然而,卧虎桥很快就拆迁了。徐广柱就携家带口搬到了朝阳洼里——现奥林匹克公园所在地。
到了2002年,洼里要进行“农转居”改造,又脏又乱的废品回收市场不得已继续北迁。徐广柱一家也北迁至了昌平区陈营——现立水桥地铁站一带。
而五号线地铁的建设,又让徐广柱再次搬到现在的东小口村。
徐广柱不是个案,像他这样情况的同乡很多。他们有的是“东小口废品回收集散地”中的小商户,有的是像李连胜那样要起早贪黑跑社区收废品的低一级的“供货商”。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伊始,像东小口这样的回收市场总是面临着被赶来赶去的困境。现今在东五环外的白家楼废品回收市场,同样是从四环内的红庙被赶到四环外的十里堡,最后又搬到五环外的白家楼村。
徐广柱说,来自城中各个社区的游摊和坐摊网点的拾荒者们,每天蹬着三轮车将城里的废木头、旧泡沫、废纸壳、废塑料、废铁等源源不断运到这里,经过分拣、压缩等简单处理后,再运往唐山、保定、邯郸、文安等地进行加工。
据记者了解,除了京北的昌平区东小口回收市场以外,北京的其他区域也同样罗布着具有一定规模的废品回收市场,城南有大兴区魏善庄镇、黄村镇等,城东有东坝废旧物资回收站、白家楼废品回收市场等。
尽管生存问题已经好转,但徐广柱仍被不安定感包围着,作为一名拾荒者,即使他已搬到城市的边缘,仍时常感觉自己“被撵来撵去”,过着“被驱赶着”的生活。
如今,东小口村的拆迁力度加大了,徐广柱又要准备搬家了。虽然上个月他又交了3个月的租金,但已经断了的电话线和网络还是让他时刻感到焦虑。
在寻找下一站归宿的同时,徐广柱也在考虑转行问题。因为在他看来,他们这一行,是没人管的一个群体。然而,转行能做啥,他却答不上来了。
孩子上学无法保障
住在李连胜隔壁的刘福荣,今年刚好60岁了,记者去探访时,她正洗着衣服。她算是东小口这里的“老人”了,迄今在这里已经生活了12年。
刘福荣一家四口人,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家立业,在北京的一所高校工作,他老伴从起初拾荒的队伍转移到如今去工地做活,以前她还时不时地去家附近收些废品,现在年岁大了,两个儿子也都能补贴家用,她也就不再出门,一心在家里照看她的大孙子了。
她孙子周洋,今年9岁,这几天他们一家都在为周洋上学的事忙活着。据记者了解,周洋本来就读于东小口镇上的明欣学校,8月22日本是开学的日子,然而,明欣学校在已经招完生的情况下,被强制性停课,甚至有不明身份的人员来学校与校长、老师发生了暴力冲突。
这就导致了周洋在内的300多名学生没法正常开学上课。
刘福荣一家人通过商量,只能把周洋送到几十里外回龙观的一所学校上学,“没办法,孩子小,没离开过家,送他的时候都哭成了泪人,抱着我不让走,说‘我想跟奶奶一起’。我看他哭,我也心疼得掉泪。”刘福荣说着,眼角已经噙满了泪。
由于距离较远,没办法每天接送,所以周洋只能寄宿在学校,对一个9岁的孩子来说,确实有点太早了。不过,像刘福荣这样情况的不止她一家。“还有5个孩子一起,他们都比我孙子大几岁,走的时候我还叮嘱他们几个当哥哥的,周洋还小,要照顾着点他。那几个孩子也都答应得很好。”
其实,像刘福荣家这样的情况算是好的。很多学生家长最近都人心惶惶,满脸愁容,担心自己的孩子无学可上。
每到这个时节,附近的几所打工子弟学校都人满为患,要去其他学校补报名已经来不及了。而除了打工子弟学校,市里区县的学校是不收容他们这些没有“五证”的学生的。
而那些暂时无学可上的孩子们,这几天只能在家门口玩耍。他们或躺在门口堆积如山的破旧床垫上,或是三三两两地围在旧沙发上打着扑克,其中还有两个孩子跑到刘福荣这边,想借周洋的小滑板玩。刘福荣笑着对里屋指了指,“在那呢,你轻着点玩,别摔坏了啊,周洋过两天就回来了。”
那些没有出路的学生家长,每天都三五成群地聚集在明欣学校空荡荡的校园里,教室的门窗多数破败,地上还残留着几天前冲突时的残渣碎片。
他们已经没有精力去关心明欣学校到底是为什么被强制停课,他们问的更多是什么时候可以复课,伴随最多的是此起彼伏的叹息声。
一位学生家长情绪很激动,他这一天已经跑了三个学校,但他们都因为学生满员不能再继续接收新生了。他说,“之前不是说要保证打工子女上学吗?这眼瞅着开学了,突然让学校停课了,哪见过这样的事情?”
还有一些人,在学校停课的第3天,就已经把孩子送回老家去读书了。在他们看来,在家里读书,反而更有保障些。“家里最起码稳定,教学质量现在也有保证。在这边要跑来跑去的,老师质量也不好。”
即使是这样,在他们看来,这都是无奈之举,毕竟,这些孩子基本都是在这边长大,突然离开那么远,他们还是不太习惯。
据记者了解,由于拆迁,明欣学校复学基本无望,类似的情况在年初已经发生过一回,附近的一所学校也因为拆迁被迫停课并搬离。
按照这个速度,再过4年,北京的垃圾填埋场就会被填满,将深陷垃圾围城。
而北京目前约有17万多拾荒者靠废品回收维持生计。有学者估算,北京的拾荒者一年所拾捡的废品、垃圾有近400万吨,其重量相当于40艘10万吨级的航母,体积相当于两个景山。
这些拾荒者帮助北京实现了废品、垃圾的分拣与再利用,也减少了最终的垃圾处理量。
如果没有拾荒者这个群体,全部填埋这些垃圾需要消耗17.86亩土地,而且要产生7万多立方米的垃圾渗透液。如果不善加处理,进入水体,则会污染水质和填埋场附近的土地。
虽然拾荒者对废品回收循环利用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在很多城市管理者眼中,他们往往是城市贫困化的标志,是不受待见的。
满是尘土的村路上,遍布坑洼,不时有汽车经过,扬尘就像浓雾。被尘土淹没的李连胜吃力地推着装满废旧物品的三轮车,走进拐角处一个破旧砖房院落。
这是李连胜的家。“这一车大概能卖几十块钱吧,现在竞争太激烈,不好做了。”如果哪天他没有拉回这一车,他和老伴可能就要饿肚子了。
这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村庄。这里住满了像李连胜这样回收废旧物品的拾荒者,他们的房子只有一米多高,屋外却堆满了两米来高的塑料瓶或其他废品。
拾荒者们住在每间仅十多平米的砖房里,阴暗潮湿,霉味扑鼻,屋里没有暖气,冬天要靠蜂窝煤取暖。门前,院里,废旧空调、暖气片、纸板、床垫,随处可见。扭曲的钢筋和塑料桶叠加捆在一起,人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这里是被称作“废城”的东小口村,位于北京昌平区东小口镇,曾经是北京最大的废品回收集散地。在560亩土地上盘踞了千余废品回收站,一度承载了北京1/4的废品集中回收量,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涌入,超过3万人在此谋生。
从两年前开始,东小口村开始拆迁。如今东小口的“半壁”废品回收市场已经拆迁完毕,意味着这个巨大的“废品城”行将消失。然而,还是不断有新的拾荒者从别处搬迁至此,他们和留守下来的废品回收业者一道,趁着这里还没完全被拆除,暂且继续营生。
这些城市的拾荒者,就像游击队,居住地拆了搬,搬了拆,居无定所,更谈不上生活保障。一旦居住地被拆迁,拾荒者只能往城市更边缘的地方走,寻找又一个“废城”。
“暂时有个落脚的地儿就行”
来自河南省固始县的李连胜一家,经家里亲戚介绍来北京有8年多了,起初是在朝阳区那边,前不久因为租住的地方要拆迁,经过同乡打听,才搬来东小口。“条件都差不多吧,听说很快也要拆迁了。暂时有个落脚的地儿就行了,混口饭吃嘛,没那么多讲(究)。”
据记者了解,东小口村70%以上的拾荒者都来自河南省固始县。这些人在亲属、同乡介绍下,加入拾荒行列,并不断介绍新人加入这个圈子。
就在前不久,李连胜所住大院旁边的一个院子拆迁了,里面住的有80户人家,他们和李连胜也都熟悉,“都是老乡,基本天天见。”
然而,这80户人家的搬离,并没有给李连胜带来多大的触动。“拆迁嘛,见得多了。他们有的搬到其他地方去了,有的搬到我这个院子里来了,也有的干脆直接回老家了。”
没有眼泪,甚至都没有告别,只是安静地搬离。类似这样的场景,李连胜见得多了,因为他也曾是被迫搬离的一员。
在李连胜眼里,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这群人本来就不属于这里。这里拆了,那就到还没拆的地方去,总有一个地方可以待着,而待着,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李连胜说这些时,语气平静得出奇,也许,他已经从那些搬离的人身上,看到了以前自己的影子,或许,也看到了将来某个节点自己的样子。
“等以后这里拆迁了,就回老家。落叶归根嘛,毕竟那里才是家。”
他一边说着,一边倒腾他三轮车上的废旧空调,这些是他今天一天的“战利品”。李连胜要对收的废旧空调做个简单的处理,看看外观有无损坏,还有关键零部件的拆解,这些都直接关系着这些废旧空调能卖多少钱。
等处理完,他就会把“战利品”拉到镇西边的废品回收站,把它们卖给更大的老板——同乡徐广柱。
被驱赶的生活
虽然从低级的拾荒者,变成大型回收站的老板,或是进入再生产业链的更高级别不多,但是从沿街捡垃圾开始,慢慢买了自己的三轮车走街串巷收废品,进而开起自己的小回收站的人并不在少数。
同样来自固始的徐广柱,已经在东小口待了8年多了。
徐广柱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加入了这一行,当时不到20岁的徐广柱怀揣着300块钱,跟随老乡一起来到北京城“从垃圾里拣宝贝”。20多年过去,当年拎着塑料袋四处拾垃圾的小伙,已变成老练的“坐摊”老板。
“干这一行,除了苦些、累些,更主要的是没人尊重”,回想起二十多年来的经历,徐广柱的眼神仿佛一下跌进往事中。他告诉记者,“我们这些人没有没挨过打的,也没有不被强制收容的。”
甚至于,他们因为顾忌到自己身上太脏,连公交车都不敢坐。
事实上,东小口并不是徐广柱最初的创业地。早在1995年前后,北京最大的废品回收市场还在北四环中路卧虎桥。那时刚刚通过蹬三轮车收废品挣到一些钱的徐广柱也在卧虎桥落了户安了家。
然而,卧虎桥很快就拆迁了。徐广柱就携家带口搬到了朝阳洼里——现奥林匹克公园所在地。
到了2002年,洼里要进行“农转居”改造,又脏又乱的废品回收市场不得已继续北迁。徐广柱一家也北迁至了昌平区陈营——现立水桥地铁站一带。
而五号线地铁的建设,又让徐广柱再次搬到现在的东小口村。
徐广柱不是个案,像他这样情况的同乡很多。他们有的是“东小口废品回收集散地”中的小商户,有的是像李连胜那样要起早贪黑跑社区收废品的低一级的“供货商”。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伊始,像东小口这样的回收市场总是面临着被赶来赶去的困境。现今在东五环外的白家楼废品回收市场,同样是从四环内的红庙被赶到四环外的十里堡,最后又搬到五环外的白家楼村。
徐广柱说,来自城中各个社区的游摊和坐摊网点的拾荒者们,每天蹬着三轮车将城里的废木头、旧泡沫、废纸壳、废塑料、废铁等源源不断运到这里,经过分拣、压缩等简单处理后,再运往唐山、保定、邯郸、文安等地进行加工。
据记者了解,除了京北的昌平区东小口回收市场以外,北京的其他区域也同样罗布着具有一定规模的废品回收市场,城南有大兴区魏善庄镇、黄村镇等,城东有东坝废旧物资回收站、白家楼废品回收市场等。
尽管生存问题已经好转,但徐广柱仍被不安定感包围着,作为一名拾荒者,即使他已搬到城市的边缘,仍时常感觉自己“被撵来撵去”,过着“被驱赶着”的生活。
如今,东小口村的拆迁力度加大了,徐广柱又要准备搬家了。虽然上个月他又交了3个月的租金,但已经断了的电话线和网络还是让他时刻感到焦虑。
在寻找下一站归宿的同时,徐广柱也在考虑转行问题。因为在他看来,他们这一行,是没人管的一个群体。然而,转行能做啥,他却答不上来了。
孩子上学无法保障
住在李连胜隔壁的刘福荣,今年刚好60岁了,记者去探访时,她正洗着衣服。她算是东小口这里的“老人”了,迄今在这里已经生活了12年。
刘福荣一家四口人,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家立业,在北京的一所高校工作,他老伴从起初拾荒的队伍转移到如今去工地做活,以前她还时不时地去家附近收些废品,现在年岁大了,两个儿子也都能补贴家用,她也就不再出门,一心在家里照看她的大孙子了。
她孙子周洋,今年9岁,这几天他们一家都在为周洋上学的事忙活着。据记者了解,周洋本来就读于东小口镇上的明欣学校,8月22日本是开学的日子,然而,明欣学校在已经招完生的情况下,被强制性停课,甚至有不明身份的人员来学校与校长、老师发生了暴力冲突。
这就导致了周洋在内的300多名学生没法正常开学上课。
刘福荣一家人通过商量,只能把周洋送到几十里外回龙观的一所学校上学,“没办法,孩子小,没离开过家,送他的时候都哭成了泪人,抱着我不让走,说‘我想跟奶奶一起’。我看他哭,我也心疼得掉泪。”刘福荣说着,眼角已经噙满了泪。
由于距离较远,没办法每天接送,所以周洋只能寄宿在学校,对一个9岁的孩子来说,确实有点太早了。不过,像刘福荣这样情况的不止她一家。“还有5个孩子一起,他们都比我孙子大几岁,走的时候我还叮嘱他们几个当哥哥的,周洋还小,要照顾着点他。那几个孩子也都答应得很好。”
其实,像刘福荣家这样的情况算是好的。很多学生家长最近都人心惶惶,满脸愁容,担心自己的孩子无学可上。
每到这个时节,附近的几所打工子弟学校都人满为患,要去其他学校补报名已经来不及了。而除了打工子弟学校,市里区县的学校是不收容他们这些没有“五证”的学生的。
而那些暂时无学可上的孩子们,这几天只能在家门口玩耍。他们或躺在门口堆积如山的破旧床垫上,或是三三两两地围在旧沙发上打着扑克,其中还有两个孩子跑到刘福荣这边,想借周洋的小滑板玩。刘福荣笑着对里屋指了指,“在那呢,你轻着点玩,别摔坏了啊,周洋过两天就回来了。”
那些没有出路的学生家长,每天都三五成群地聚集在明欣学校空荡荡的校园里,教室的门窗多数破败,地上还残留着几天前冲突时的残渣碎片。
他们已经没有精力去关心明欣学校到底是为什么被强制停课,他们问的更多是什么时候可以复课,伴随最多的是此起彼伏的叹息声。
一位学生家长情绪很激动,他这一天已经跑了三个学校,但他们都因为学生满员不能再继续接收新生了。他说,“之前不是说要保证打工子女上学吗?这眼瞅着开学了,突然让学校停课了,哪见过这样的事情?”
还有一些人,在学校停课的第3天,就已经把孩子送回老家去读书了。在他们看来,在家里读书,反而更有保障些。“家里最起码稳定,教学质量现在也有保证。在这边要跑来跑去的,老师质量也不好。”
即使是这样,在他们看来,这都是无奈之举,毕竟,这些孩子基本都是在这边长大,突然离开那么远,他们还是不太习惯。
据记者了解,由于拆迁,明欣学校复学基本无望,类似的情况在年初已经发生过一回,附近的一所学校也因为拆迁被迫停课并搬离。